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七、大

  正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聚精会神地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调整农村政策的时候,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导平定叛乱及相关的宣传舆论工作。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

2016年04月05日 14:21来源:我爱历史网阅读量:27 分享到:

1959年4月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主席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会议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

点击查看:历史上的今天4月5日

会议内容:一、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全会同意3月下旬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要相对稳定,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

纪要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旧账一般不算”的政策。提出“对人民公社建立以来的各种账目作一次认真的清理,结清旧账,进行退赔”。纪要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纪要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二、会议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分析了国内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服坚持高指标的人,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7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做计划要留有余地。他肯定了陈云的正确意见,并表示赞成调整生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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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自从一九五0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

  会议首先讨论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一直对西藏工作采取“极端谨慎、稳步前进”的方针,以对西藏上层的统战为主开展工作。但从《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实行时起,西藏有那么一股反动势力没有间断过同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的较量。一九五二年发生过非法组织“人民会议”要求中央撤军的所谓“请愿活动”,一九五六年又发生康巴叛乱,都被中央人民政府和驻藏部队平息下去。

  毛泽东先后听了四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西藏地区搞不搞民主改革,这个问题曾经在西藏上层人士中引起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明确作出“六年内不改革”的决策。他在这份复电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毛泽东同时还估计到另一种可能:“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①毛泽东把这个复电加发给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把这个决策向正在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的达赖喇嘛作了传达。

  十二月二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为了贯彻“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中央在一九五七年春对西藏工作作了一些调整。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二,驻藏部队减少了百分之七十。

  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人民政府宽大、忍耐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不顾,逐步走上“西藏独立”的危险道路,企图在西藏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但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烂了的地方也是好人多。对于好人,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弄清楚问题。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一九五七年五月,川、甘、青三省藏族地区的分裂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名为“曲细岗珠”②的叛乱组织。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要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一九五八年四月,拉萨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及藏军首恶分子同叛乱组织“曲细岗珠”签订了进行叛乱的同盟书,并在六月初分批前往山南、黑河、林芝等地集结,还企图把山南作为叛乱的大本营,宣布成立“卫教军”。同时,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积极扩充藏军,藏军人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四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三千多人。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①

  毛泽东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有所警觉。一九五八年六月,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这次叛乱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紧密相连。二十四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提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③

  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一九五八年底,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支持的武装叛乱,已经蔓延到金沙江以西大部分地区。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说:“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他强调:“(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④这个指示在一月二十四日发出,是西藏发生武装叛乱前夕的一个重要指示。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认为时机成熟,在外国势力支持下,公然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武装叛乱。这一天,达赖喇嘛原定要到西藏军区机关住地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乘机煽动僧众赶往达赖喇嘛的驻地罗布林卡,阻拦达赖喇嘛如约前往。叛乱分子打伤了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杀害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索朗降错,还拖尸示众。他们高呼“西藏独立万岁”等口号,还在罗布林卡集会,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他们纠集叛乱武装七千多人,在药王山、罗布林卡、布达拉宫等地构筑工事,包围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是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一百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五百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二十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一百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西藏武装叛乱一发生,中央就给予明确的指示。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致电西藏工委:“我们的方针是:让他们更加嚣张,更加暴露,我们平叛的理由就更为充分。”同日,总参谋部给西藏军区的指示电也提出:“在敌人向我进攻之前,应严守自卫立场,不先打第一枪,以争取政治主动”。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泽东致电中央说:“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同时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决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还说:西藏工委争取在拉萨打一大仗更为有利。“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同时提出两种处置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持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⑤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驻藏部队十分克制,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方针。三月十五日,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第三次致信达赖喇嘛,⑥仍然规劝他“改变错误态度,立即负起责任,平息叛乱,严惩叛乱分子”。十五日下午,毛泽东致电中央,说这封复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同时提出:“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⑦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其实,他早在一九四八年就说过:“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②中国共产党胜利地领导和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然而,西藏叛乱分子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把驻藏部队的忍耐看作是胆小害怕。三月十七日,达赖喇嘛暗自离开拉萨逃往印度,叛乱分子更加有恃无恐,一直发展到三月二十日凌晨向驻藏部队和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机关发起武装进攻。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情况万分紧急,如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后果难以想象。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待增援,立即组织拉萨市内现有兵力进行反击。上午十时,人民解放军打响了平息叛乱的枪声。一举攻下药王山,控制了市内制高点,随即又攻占罗布林卡。二十一日清晨对叛乱武装形成合围。二十二日拂晓,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叛乱武装缴械投降。拉萨市的武装叛乱基本平息。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电示西藏工委:“噶厦集团公开叛乱,达赖逃跑,叛乱武装攻击我军据点,西藏政治局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但是对于达赖逃跑暂不对外宣布,暂时不把达赖放在叛国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头子挟持达赖。”二十二日,又发出《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草案)》,提出一边平息叛乱,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③

  三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军,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实际上给达赖喇嘛留了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三月二十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周恩来总理并转毛泽东主席,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的命令,接受国务院的任命,担任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当即请邓小平告《人民日报》即予发表。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一九五九年十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④”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山南是这次叛乱的大本营。西藏军区在平定了拉萨之后,迅即调兵进军山南,迅速控制了整个山南地区。这时,达赖喇嘛已于四月十八日到达印度的提斯普尔,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五月二十二日起,平叛部队挥师向藏北青藏公路以西地区挺进。九月中旬基本歼灭了青藏、川藏公路两侧的叛乱武装,后方补给线的安全有了保障。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专门谈了西藏平叛问题。在谈到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时说:“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还说:“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⑧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连日来,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国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指责。毛泽东密切关注这些动态,他要《人民日报》有选择地刊登一部分内容。四月二十五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一个批语,对有关平息西藏叛乱的宣传工作,提出重要的指导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十八日⑨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气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短评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⑩的评论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二十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⑾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隔了几天,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电讯稿《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用事实驳斥了境外一些人散布的谣言。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①《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54页。

  听完汇报,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一九六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②“曲细岗珠”,汉语译为“四水六岗”,指包括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区在内的全部藏族聚居区。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

  ③毛泽东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4日。

  最后,讨论一九六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⑤

  ④《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4页。

  一九六0年即将过去。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⑤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9年3月12日。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⑥这封信是中共中央代拟的。

  由李富春汇报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⑦《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65页。

  关于一九六一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二千一百五十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二千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一千九百五十万吨,第二方案一千九百万吨。毛泽东说:看来一千九百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一千八百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一九五九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一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下子提到一千八百七十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后来又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后从九月开始大搞,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一九六0年又搞了一年。这三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一千八百七十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4、45页。

  对一千八百七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⑨应为20日。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⑩指《光明日报》。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⑾《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86、187页。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⑥

  四月九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和詹东·计晋美前往北京,出席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五月七日,毛泽东高兴地会见他们。

  一月九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毛泽东关切地向他们询问对民主改革的看法。班禅表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毛泽东说:“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他说:“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①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四个字、六个字,至多九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一九三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谈到宗教政策,毛泽东说:“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下发。

  西藏是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毛泽东对西藏寄予深切的厚望。他说:“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②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在三类县、社、队不能依靠原来的干部,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前年庐山会议,没有意识到有百分之二十的县、社、队烂掉,被篡夺了领导权。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一九五九年就说有四百五十亿斤粮食,实际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二百一十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现象所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⑦

  一九六0年七月,平叛部队歼灭了整个西藏地区的大股叛乱武装,取得了平叛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这场斗争,粉碎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统一,增强了民族团结。在平叛过程中,西藏地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的枷锁翻身解放,为西藏地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一月十三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召开六级干部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精神。毛泽东留在郑州,就近了解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同时指导全国。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会议结束的当天(三月五日)晚上,毛泽东在河南省交际处会议室,同出席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地、市委的一些书记谈话,了解会议情况,七日凌晨又在专列上听取省委领导人的情况汇报。八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九日凌晨,又在专列上约吴芝圃、胡乔木,谈他对《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和根据综合材料制定的《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的修改意见。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⑧

  谈完意见,已是凌晨两点。毛泽东听说湖南省委要到三月十六日才开六级干部会议,觉得太迟了,又提笔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写信,催促他们尽快召开本地区的六级干部会议。他要求各地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都应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还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③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三月八日至十日,毛泽东先后批转湖北、安徽、湖南、广东省委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再次强调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时也有利。”④

  历经二十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来到武汉。当天下午,在专列上向王任重了解湖北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十四日和十五日,又两次听王任重汇报。十七日,在洪山饭店接见参加六级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一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一九六0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郑州会议上定的是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但现在有两种不同的主张,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到了武汉,他找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王任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周小舟表示赞成河南的办法。接着,毛泽东又收到广东省委的报告,和湖北的做法大体相同。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⑨

  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是二者可以并行呢?其实,毛泽东是倾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但他认为还需要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们商量。为此,三月十五日又写了一个《党内通信》,写道:“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⑤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

  不久,毛泽东接到河南省委三月十八日的报告,报告说,在各县召开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决定改变原先的决定,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了批语:“河南改变方针,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不久,这个报告转发全国。

  八届九中全会刚一结束,毛泽东忽然见到他三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早已散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在一九五九年从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的,由田家英亲自送到他手里。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这篇文章一直念念不忘,时下正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之际,真是来得恰逢其时。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三封《党内通信》,进一步提出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信中要求各地在开过六级干部大会以后,还要接着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除了继续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他情深意切地嘱咐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⑥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此外,在各地召开的县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上,还普遍提出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田家英同志:

  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都是涉及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在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过程中,从实践中提出来的。这些问题,都要提到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去解决。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三月二十五日到四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的组成问题(即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月二十五日下午,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开始。毛泽东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其中就有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和旧账要不要算的问题。

云顶娱乐官方网站,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现在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⑦此前,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路过南昌时,就曾向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说过:“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⑧

  毛泽东

  所谓生产小队,它的规模大体上相当于初级社。承认小队部分所有制,涉及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所有制问题。随着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和冷静下来的分析,从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个根本点出发,毛泽东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上,又向着现实的方面迈出一步。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而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就是能训练我们的干部。”⑨到三月三十日,他的态度更加明确而坚定,而且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⑩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以讨论,至要至要!!!

  ①薪巴,藏语,农民。

  毛泽东又及”⑩

  ②《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96-200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毛泽东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③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9日。

  ①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3日。

  ④毛泽东对中共湖南省委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3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6、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268页。

  ⑤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5日。

  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27日。

  ⑥毛泽东:《党内通信》,手稿,1959年3月17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33页。

  ④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⑤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20日。

  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3日。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3月25日。

  ⑦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9日。

  ⑩毛泽东对1959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批注,手稿,1959年3月30日。

  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3-237页。

  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会议讨论,形成《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作为这次会议的纪要。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正式下发以前,又将其中讲到的有些问题单独列出,成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①。这个文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纠“左”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主要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不但肯定了以大体相当于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承认了大体相当于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样做,从“一大二公”的观点来看,无疑是后退了,但实际上,是前进而不是后退。应当说,这个“前进”还是远远不够的,表现出这个文件的局限性,实际上是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

  ⑨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1月18日。

  文件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一是农业生产继续搞高指标,维持了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两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三是整个的政策调整,还是放在将来要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基础上。

  ⑩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61年1月20日。

  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主要是工业指标),是这次会议最主要的议题。

  按照毛泽东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一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指导三个调查组的工作。他路经天津、济南、南京时,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三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包括调查研究问题,整风整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轻工业生产和市场问题,这些都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听汇报时,都有一些插话。

  从一月初起,毛泽东一直希望经济部门能够拿出一个稳妥可靠的年度经济指标,但是,在“大跃进”中形成的指标低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压力下,这个愿望一再落空。第一季度过去了,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是继续保持高指标,还是压低指标,这个问题在上海会议上又提出来了。

  毛泽东再三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他说:“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①”“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②

  在三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毛泽东对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很不满意。据薄一波回忆:“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引者注),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②

  三个省都汇报到一些县、社、队的领导已经烂掉了。毛泽东指出,这是反革命分子复辟。死官僚主义分子是他们的直接同盟军,糊涂人是他们的间接同盟军。他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③

  二十八日,会议听取李先念《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从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工业方面主要是原材料不足,特别是钢材不足,这是影响各项指标完不成的主要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③

  谈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总是讲浙江省的一个例子。这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这个例子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反复强调要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他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④

  指标问题一直讨论到八届七中全会。七中全会四月二日至五日召开。四日,李富春报告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决定把钢产指标从六中全会提出的二千万吨调到一千八百万吨(其中好钢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基建投资从三百六十亿元调整到二百六十到二百八十亿元,基建项目从一千五百个减少到一千个。

  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调查组调查了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调查人员都住在农民家里。田家英重点抓那个最坏的生产队。这个队叫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实际上是生产大队),位于杭嘉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嘉兴县。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这个生产队的调查情况时,主要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主要由于“五风”严重破坏,造成粮食生产大幅度减产,水稻亩产由常年的四百多斤下降到二百九十一斤;第二,生产队的规模太大,共辖十一个小队;第三,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在食堂吃饭,食堂实际上是造饭工厂,不做菜,社员将饭打回去,还得再热一次。

  关于上海会议讨论计划指标的情况,杨尚昆在四月三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记载:“这几天因常委提倡计划必须落实,钢已减为1640,生铁为2370。计划定的确实可靠一些,让大家心情舒畅地去超过,当然也引起了其他一些问题。东北、华东各同志还不大死心,还想多搞一些。中央各部,除冶金部心已虚了之外,其余各部均有意见,均纷纷议论,情绪不安;而事实上如果不采取坚决步骤,实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则武汉会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引者注)订的1800万吨计划,肯定是无法实现的。今年计划已经搞了第四次了,看来今后还会有相当的调整。”④

  二月六日,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汪庄,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林乎加是浙江调查组的成员之一。

  钢产指标降低了,要不要公开修改六中全会公布的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成了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处于两难境地。有人建议,利用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的机会公开修改,但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主要的一个顾虑就是怕泄气,怕政治影响不好。结果,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继续维持原来的四大指标⑤,失去了一次公开修改指标以摆脱十分被动局面的机会。

  讲到社、队规模时,毛泽东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浙江有六百个公社,一分为二,一千二百个就好办了。他说:“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十一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

  这次全会还讨论和决定了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准备经过同各方面协商后,向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提出。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八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四月五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为题发表讲话。一共谈了十几个问题,包括: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的前进;依照形势改变计划;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解除封锁;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因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找几位通讯员,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从不同的侧面,初步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一些教训。

  讲到食堂,毛泽东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⑤

  毛泽东把多谋善断作为第一个问题来讲,因为他有特别深的感触。他说:“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他举了陈云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而没有被采纳的例子。他说:“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的计划指标。——引者注)。这种话应该听。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四大指标暂时不说,看一看。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同志才告诉我。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真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列宁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也有许多经验。比如苟坝会议⑥,我先还有三票,后头只有一票。我反对打打鼓新场,要到四川绕一个圈,全场都反对我。那个时候我不动摇,我说,要么就听我的,我要求你们听我的,接受我的这个建议。如果你们不听,我服从,没有办法。散会之后,我同恩来讲,我说,不行,危险,他就动摇了,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开会,听了我的了。”

  此时毛泽东还并没有放弃办食堂的主张,但是松动了,还开了一个口子,就是有的人也可以不吃食堂。毛泽东的这一变化同浙江调查组的反映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里提出衡量党的工作是否适合情况的两个标准:增加生产和群众高兴。这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武昌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鉴于这个,在座同志们,你们也要多谋一点,谋于秘书,谋于省市委书记,谋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谋于个别农民,谋于厂长,谋于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谋于个别的工人,谋于不同意见的同志。这就叫多谋。然后是善断。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二月八日,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薛驹当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自始至终参加了浙江调查。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钢搞成两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出意见,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在高潮,越多越好,三千万吨。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两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泽东开头就问:“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江华汇报时说,浙江粮食产量一九六一年争取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二百九十一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有感而发,是针对他很不满意的几个会议文件而讲的。他说:“你写文章干什么?你是要人家懂。你写古文,许多问题不交代给人家,人家怎么会懂呢?今天交代了,明天又不交代,结果忘记了,不懂心理状态。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对这个问题,我讲了一万次了,但是许多同志没有改过来。也许从今天起还是改不过来,但是我有生之年,没有见阎王,我就要整这件事。六亿人民,一千三百万党员,你要给他们阅读,你写古文,你写半文半白结合的文,又不交代问题,又不使人看了通顺,懂得你的意思,不行。所以,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一定要禁止,不要拿出来。你拿出来,我就要反对,立即顶回去。一望之下,你这个东西不行,就要顶回去。”⑦

  毛泽东又问:“退赔,有没有决心?”林乎加答:“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四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江华说,这种思想是反动的。毛泽东加重语气地说:“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八届七中全会结束的当天下午,毛泽东从上海来到杭州。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还有田家英、吴冷西、李友九,也来到杭州。毛泽东在这里主持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十月十二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

  林乎加谈到,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一九五九年十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四月十八日到二十八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作《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李先念作《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这些报告。

  林乎加讲到自留地问题,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农民不相信,你变得太多了嘛!”又说:“现在反复不下去了,再搞下去,就是你们所说的饿、病、逃、荒、死。”

  这次会议根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林伯渠、李济深等十六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毛泽东从一九五六年起多次提出的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毛泽东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他说:“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基本原则是要增产,要把饿、病、逃、荒、死的原因去掉,做到不饿、不病、不逃、不荒、不死。当然有正常的死,人也难免要生点病,主要的问题是饿不饿的问题。”

  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这是他最后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当林乎加谈到三类队的排队数字和比例的时候,毛泽东对三类队作了一个分析:“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⑥、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毛泽东作出这个分析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改变了原先那种把三类队统统说成是坏人当道或反革命复辟的判断。这个认识正是来源于调查研究。和合生产队属三类队,它就不是坏人当道,更不是反革命复辟,根本问题是“五风”为害。

  在会上,毛泽东对国家机构主要领导人员候选人作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在上海会议,在七中全会,就决定这样做。宋副委员长改任国家副主席,还有董必武同志担任副主席,一正两副。”⑧

  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这个问题,从北京中央工作会议讲起,一路讲下来,这回是讲得最系统的一次。他说:“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六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还有一九四五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百零九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⑦

  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毛泽东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下来。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关于春荒缺粮的报告就由周恩来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是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这五个省,都是产粮大省,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分外关切。同时送来的,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个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云顶娱乐游戏平台官网,  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在这以前,一九六0年夏,邓子恢受刘少奇委托,带领工作组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这个条例后来成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

  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看过这两个材料,立即作了批示给周恩来,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同时,“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⑨毛泽东为这两个文件起了一个很警醒的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听完浙江省委和浙江调查组汇报后,即离开杭州去广州,准备在那里与三个调查组会合。路经江西、湖南时,又听取了江西省委的汇报,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的汇报。

  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又批转了内务部的一个报告。报告说,河南、河北的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泽东在批语中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⑩

  通过浙江调查,毛泽东对两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见,一是社、队规模要划小,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二是食堂要多种多样,有的人也可以不参加食堂。⑧

  ①十八个问题是:一、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二、确定基本核算单位;三、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四、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五、“旧账”的清算和处理;六、国家银行和公社间的信贷关系问题;七、收益分配方案要及早向群众宣布;八、关于工资制;九、关于供给制;十、一九五九年的粮、棉生产指标;十一、关于农业增产技术措施;十二、农村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十三、十亿元投资的用途和分配;十四、目前的工作重点要放在穷社、穷队;十五、关于开会方法;十六、公社的管理机构;十七、召开公社的党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十八、制定人民公社示范章程的准备工作。

  二月十日,他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汇报时,主要谈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他认为,江西的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也都太大了,一个公社可以划分为两个或者三个,以乡为单位,一乡一社。他说,现在看来,只有四川一个省按中央的政策办事,他们的公社都是以乡为单位。河南一直想搞大的,公社也想搞大的,基本核算单位也想搞大的。公社应当一律以原来的乡为单位,凡是以原来的区为单位的,给它一个不合法。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57页。

  关于食堂,毛泽东说: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就办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人,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的,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59年3月28日。

  毛泽东在听湖南省委和湖南调查组汇报时,集中讨论的仍然是公社体制和食堂这两个问题。另外还谈到了整风整社。

  ④《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73页。

  谈话是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进行的。一共谈了两次。第一次,二月十一日,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和湖南调查组的胡乔木谈的;第二次,二月十二日,单独与张平化和胡乔木谈的。

  ⑤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确定,把1959年产1650万吨钢作为内定指标下达,但对八届六中全会公布的1800万吨钢产指标不做公开修改。因此,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钢产量数字仍为1800万吨。

  关于人民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一个社划成三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胡乔木说:“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实际上,还是小队的劳动为基础,大队作经济核算,加以联合,公社恐怕只是一个联络组合的形式。”毛泽东又提出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的问题,他说:“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三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三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三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⑥指1935年3月10日在贵州省苟坝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问:“你们有多少生产队?”⑨胡继宗答:“一万五千个。高级社时是五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一万六千个大队。”毛泽东说:“你们还是大体上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五万个。”胡乔木说:“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毛泽东说:“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胡乔木说:“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大队,那个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要缩小,它的权力也要缩小,权力跟责任都要缩小,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几年湘潭的情况比较严重,我们有个组在湘潭,到一个坏的生产队,它的特点是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一年比一年坏,根本就是破坏。”毛泽东说:“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⑦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第二天再次汇报的时候,一开头就谈体制问题。张平化说:“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五万多个大队;现有的一千一百个公社可能变成三千个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十五项工作。就叫生产队,上面叫生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张平化说:“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毛泽东说:“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这时,胡乔木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成公社。”毛泽东说:“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胡乔木说:“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毛泽东立即纠正:“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⑩

  ⑧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到这时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人在内,像毛泽东这样重视生产小队(相当原来的初级社)的地位和权力。毛泽东的目光,他的注意力,总是盯在生产小队这一级,盯在农业生产的最基层。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9年4月17日。

  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

  ⑩毛泽东对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9年4月26日。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经过杭州、向塘、长沙多次谈话,毛泽东的认识越来越明确了。可以归纳以下几点: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在全国出现了如此普遍的春荒,不难想像,对毛泽东会有多大的触动。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已陆续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在此重要时刻,如何真正调动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解决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以达到增产的目的,实在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四月二十九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信写好后,先征求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林彪、朱德、谭震林、彭真的意见,又征求了在北京参加人代会的几位地方负责人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的意见。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①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6日。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②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1年1月29日。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不怎么相信那些浮夸数字了。

  ③同上。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④同上。

  对粮食问题,毛泽东曾经过分乐观。经过“大跃进”错误的教训,他的头脑清醒多了。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⑤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2月6日。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⑥三风,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

  关于机械化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这件事要用十年时间来做。他要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试制新式农具。还说: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也包括在机械化之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⑦毛泽东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和浙江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8日。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⑧毛泽东同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10日。

  毛泽东最后写道:“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①

  ⑨这里说的生产队,有时又称生产大队,都是基本核算单位。在谈话中,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往往是混用的。

  毛泽东这封通信,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生动的语言写出来,就像是跟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谈心似的。他讲的也就是他们所想的,个个问题切中时弊。这封信一传播开来,立刻在全国农村中引起强烈反响。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⑩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12日。

  继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毛泽东在审定《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时,加写了一句话,强调恢复自留地的必要性:“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②

  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一开始,毛泽东就把“一大二公”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和优点,加以肯定和宣传。全国各地,蜂拥而起,公社办得越来越大,有的甚至一县一社。一九五九年春,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进行体制调整,权力下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所说的队,是指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范围。不久,毛泽东又提出生产小队(相当于原来初级社)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一次,他一方面提出缩小公社和生产队的规模,另一方面又提出把生产小队也作为一级核算单位,甚至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纠“左”努力的重新恢复和继续,实际上是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特点的进一步否定,使农村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向着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这样,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仅在实际上恢复了高级社的规模(就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复了高级社的某些政策,并且开始注意解决如何发挥集体和社员个人两个积极性的问题。这些政策的恢复,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有了人民公社两年多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实践过程,又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可以说,毛泽东已经认识到,集体经济并非越大越好、越大越有利于解放生产力;相反,规模太大,随之而来的就是平均主义,它只能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影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九年的计划指标,毛泽东曾一度认为,“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③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仍是高指标,问题并没有解决。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与此同时,四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也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一下钢产指标和钢材分配问题。总的精神是“稳住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④

  当张平化、胡乔木汇报食堂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始就提醒说,吃食堂不能勉强,并问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胡乔木根据他们的调查,认为食堂这个制度现在还不算勉强的。他说:“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毛泽东问:“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胡乔木说:“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去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毛泽东又问:“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张平化接过来回答:“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五个食堂,以后并成三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五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毛泽东又问:“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张平化答:“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毛泽东特别嘱咐:“烤火问题要解决。”张平化说:“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讲到柴火,毛泽东联想到浙江的调查,他说:“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张平化说:“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毛泽东说:“那何必呢?”胡乔木接着又谈起他们调查的情况:“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张平化紧接着说:“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毛泽东在湖南听到的都是对食堂肯定的话,这与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他进一步提问:“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张平化说:“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百分之十;办得差一点的占百分之二十,但基本上还不巩固;有百分之十是不巩固的。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胡乔木又补充了一句:“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①

  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连续听取冶金部的六次汇报,从钢铁生产的总的情况到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逐一详细了解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⑤五月十一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这次调查情况的汇报。

  食堂问题就谈到这里。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对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他一方面阐述了钢材生产指标定为九百万吨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如实反映了冶金部负责人的意见,说:“冶金部参加会议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九百万吨(即钢的数量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他向毛泽东提出:“我希望同财经小组的几个同志,包括鹤寿同志,一起向你汇报一次。请你有空时找我们。”⑥

  同样是食堂,同样是经过亲身调查和耳闻目睹,浙江调查组与湖南调查组反映的情况却这样不同。这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浙江调查的是一个坏的生产队,湖南调查的是一个好的生产队。这样,对毛泽东来说就有一个比较。对待食堂这个关系千百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毛泽东比过去冷静得多,客观得多。他不但能够认真听取对食堂持否定态度的意见,而且对肯定食堂的意见,总要从反面提出疑问。他力求使自己得到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认识。

  经八届七中全会调低后而确定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钢产指标,也保不住了,下一步究竟应该退到哪里?中共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陆续表示意见。在五月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⑦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今年整个经济计划由于钢产指标一变再变,一直落实不了,整个工业生产非常混乱,希望赶快把钢产指标定下来。五月二十八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他也表示:“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眼睛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⑧

  关于农村整风整社,也是毛泽东十分关注的问题。在讲到一些县、社领导班子烂掉了、坏人当道的时候,毛泽东说,你们大家都以为革命成功了,天下太平,四方无事,于是乎他夺取了一个县的几个公社的领导权,夺取了县委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些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强调解决这些地方的领导班子问题,必须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

  六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等在会上汇报了有关情况。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

  不论浙江调查组还是湖南调查组都如实地向毛泽东反映了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是第一手的,但毕竟是初步的,因而也难免受到一些局限。随着调查的深入,问题就会看得更准确一些,从而改正原来的认识,如湖南调查组对食堂的看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不管怎样,各种意见毛泽东都能认真地听,同大家一起讨论,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这对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二月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和调查组的谈话结束后,就离开长沙,前往广州。他要在那里过春节,这一年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十五日。

  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⑨,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

  春节一过,毛泽东即通知三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去广州。二十二日,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

  他说:“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是最大的成绩是自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赵紫阳、田家英在鸡颈坑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有的市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的好。还有人说,“大”还是个方向。这些情况表明,缩小社、队规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大二公”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比较固定,要改变还需要时间,更需要实践来证明。毛泽东在会上重申了他的主张,并且进一步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说:“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现在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②

  他说:“过去就是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煤的账不算,焦炭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真正一算,是一千三百万吨钢、两千万吨铁。”“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跟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今年还可以抓七个月,这七个月就要搞平衡。”

  两种平均主义的提法,是对人民公社体制和分配弊端的重要概括。此前,毛泽东在二月六日杭州谈话中,继而又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长沙谈话中,多次提出反对平均主义的问题,指出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生产小队有富、中、贫之分,统一分配,就是搞平均主义,群众就不满意。广东调查组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后,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把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生产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的意见。陈伯达在二月十九日报送毛泽东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中说:“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③广东调查组调查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调查纪要》提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广东调查组的这个意见,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他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即将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是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认识,正沿着纠“左”的方向继续发展。

  最后,毛泽东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⑩据吴冷西回忆说:“我特别注意到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⑾

  毛泽东指定,工作条例起草工作,陶铸挂帅,陈伯达为副帅,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要求三月十日写出初稿。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还表示,过去的大跃进,使全党注意抓工业,这是极大的收获,出现了一些问题,知道了缺点,这就是有成绩。现在农村中要解决的问题是食堂如何办?想摸一下,准备最近出去,中央会议六月不开了。⑿

  三月五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三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由周恩来汇报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等情况,毛泽东着重谈了人民公社体制问题。

  ①《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8-50页。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话,回顾郑州会议以来的这一段历史,带有反思和总结的性质。他说:

  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指示稿的修改,手稿,1959年5月6日。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④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反革命复辟、掌权,这也是一个经验教训。”

  ⑤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59年5月11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0页。

  “还有几千万人搞工业,是个大问题。”

  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140页。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周恩来,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⑦转引自陈云关于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5月15日。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9页。

  周恩来接着汇报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正在汇报中间,毛泽东突然转到食堂问题:食堂可以搞多种多样,有长期的;还可以办农忙食堂;另外一些人可以让他去家里单独吃,但是这一种我们不提倡。

  ⑧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864页。

  周恩来继续汇报。毛泽东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他对钢的生产情况,只问了一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说,这同当年义无反顾地抓大炼钢铁的情况,真有天壤之别了。他的兴奋点和关切点早已转到农业方面,转到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他在会议上,一开口就讲公社问题、食堂问题、工作条例问题。当周恩来汇报市场供应问题时,他又讲起公社问题,说:“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三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⑨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定的1959年的粮食计划产量。

  会上,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还有些顾虑,主要是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是否会有影响;怕现在变动,影响生产,因为正是春耕季节;同时还考虑到国际影响问题。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6月13日。

  毛泽东坚持公社要划小。他说:“我的家乡湘潭,原来是二十一个都。以前对那个都还嫌大,分成了上七都、下七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二十一个公社,但现在只有十三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一千二百个公社,湖北只有六百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当时叫和合生产队。——引者注),二百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十一个生产小队,这十一个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⑾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35、136页。

  他说:“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8页。

  毛泽东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对几年来盛行的形式主义作风作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在同一天发出《关于调整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批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九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方案的报告》。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公社规模要划小。他说:“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④”这是毛泽东的性格,凡是他认定的事情,非坚持到底不可,谁都难以改变。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当多的这方面的错误口号,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就是在报纸上以醒目位置提出来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纠“左”势必也要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毛泽东在十三日的会议上,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提议,刘少奇于六月二十日下午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报刊宣传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住处听取了彭真、胡乔木、吴冷西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来的是王任重。三月七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与他谈了一次话,了解湖北农村情况。

  听完汇报,已到晚上八时三十分。次日(六月二十一日)零时三十分,毛泽东登上南下的专列离开北京,下午到达郑州。他打电话给北京,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委书记座谈会②,征求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当天晚上刘少奇召开会议,同意这个提议。③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经武汉来到长沙。他准备回故乡韶山看一看,然后上庐山开会。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说:“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但他又说:“我们办食堂这个制度是肯定了的。”王任重说:“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毛泽东说:“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百分之四十,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吃食堂就行了。”王任重说:“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毛泽东说:“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夕,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出现了许多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他时时刻刻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尽力想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走。他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然而在有的问题上又有些犹豫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能够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产指标的调整,在事实上,总是部分地否定了最初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着“大跃进”的失误。应当肯定,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纠“左”就不能不受到很大的局限。而毛泽东对这一点并没有认识到。在他看来,既然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问题基本得到解决,钢产等指标长期居高不下的情况有了改变,整个经济形势就会很快摆脱混乱局面而出现根本好转。这个想法,可以在他的一个批注中得到证明,他写道:“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有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④

  看来,彻底解决食堂问题,还要有一段路程要走。中央紧急指示信明文规定,要坚持食堂制度,毛泽东也讲要坚持食堂制度。在干部中间,有的人依然主张办食堂;有的人并不赞成食堂,但受思想禁锢,不敢对食堂有所非议。

  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同时也感到纠“左”还有一些阻力。他想借在庐山召开会议的机会,总结一下经验,进一步统一认识。六月二十八日,他从长沙给正在武汉的周恩来打电话,商量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他说,人们的头脑有些发热,需要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告诉周恩来,他出了一些题目让与会者讨论。⑤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庐山会议基本上还是要沿着半年多来纠“左”的路子,继续克服和解决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不料,在庐山会议期间,事情却又发生突然的变化。

  毛泽东告诉王任重,要搞一个公社工作条例。公社没有一个章程,原来有的都废掉了。王任重说,十二条算一个。毛泽东说:“十二条解决了一些问题,就是不具体,并没有规定生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生产大队这一级管些什么事,公社这一级管些什么事。”

  ①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40页。

  毛泽东又问王任重:“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瞎指挥,这是造成农业连年减产的最大祸害之一,而且很顽固,令人头痛。毛泽东总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从根本上消除这个弊病。王任重说:“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他没有提到中央。毛泽东说:“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⑤

  ②即后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

  ③《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401页。

  为引起大家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在三南会议的第一天,毛泽东将他的《调查工作》一文印发,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⑥

  ④毛泽东对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的批注。李先念在报告中说:“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三月十三日清晨,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同志写了一封信,强调要认真调查人民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信中写道:“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⑦

  ⑤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9页。

  北京方面得知毛泽东准备派陶铸向三北会议传达他的指示这一消息后,邓小平和周恩来提出,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北京方面又得不到毛泽东的指示,建议双方合开为好。毛泽东同意两会合开,地点在广州。这样陶铸就没有去北京。

  在三月十三日的三南会议上,毛泽东又就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和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然后,他着重地讲了调查研究的问题。他强调,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要做这样的调查研究。他对三十年前写的那篇《调查工作》很有些偏爱。他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⑧……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讲到食堂问题。他说:“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⑨”毛泽东对食堂(当然是部分的)作这么尖锐的批评,还是第一次。尽管这样,此时毛泽东仍然肯定食堂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取消食堂的打算。

  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三月十四日分乘两架专机,抵达广州。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

  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

  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的。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可见,这个问题总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反复思考着。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⑩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三月十六日写出第二稿,毛泽东决定印发各小组讨论。

  ①毛泽东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2月11日。

  ②毛泽东同陶铸等人关于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2月25日。

  ③中央广东调查组《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1961年2月17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3月5日。

  ⑤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的简要记录,1961年3月7日。

  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手稿,1961年3月11日。

  ⑦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的信,手稿,1961年3月13日。

  ⑧“像丢了小孩子一样”一句,在会议记录中没有,这是根据田家英的传达记录和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日)补写的。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2-254页。

  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简要记录,1961年3月14日。

  从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三月十九日,开始修改条例第二稿,吸收了每个大区一至三人参加。当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了一次话,大意是: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三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一九六0年上海会议对农村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一九六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一九六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①

  毛泽东可能觉得这个条例纠“左”的步子大,而且在有些问题上还存在不一致的看法,所以提出有无危险的问题。但他认为必须这样做,他十分后悔农业问题抓晚了,这次非下决心彻底解决不可。

  三月二十一日,工作条例改出第三稿,印发会议。第二天,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②

  这五个问题的提出,是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规模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毛泽东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他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③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毛泽东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他说: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但是不要满足。“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他讲了一个故事:“在第二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他说:“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④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①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的传达记录,1961年3月19日。

  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21、222页。

  ③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

  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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