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是怎样当上党的总书记的 卸任之后在干嘛

对于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共产国际在7月时认为:“是在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都犯了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在国际路线之下工作的”。
  共产国际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就是本着这一精神,回国来纠正错误的。
  共产国际下属有一个东方部,部下分三个二级部,即远东部、中东部、近东部。东方部部长名义上是库西宁,副部长有马基业尔、米夫等,米夫兼远东部部长,实际上管中国党。周恩来回国,走的路线是先从莫斯科到柏林,然后乘坐从柏林去中国东北的国际列车回国,在列车到达莫斯科站后,细心谨慎的周恩来,利用火车停留的时间,同马基亚尔取得联系,再一次问他:国际的同志还有没有新的意见?
  马基亚尔回答说,没有了,按照国际七月决定改正就行了。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可以说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办的,周恩来、瞿秋白等贯彻得很好。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六届三中全会写了信,说:读了瞿秋臼、周恩来、李立三的发言,李立三“完全正确地了解了白己的错误”,“党的路线常常是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只是曾经在这条正确的路线上有过不正确的倾向”。
  可是,正当局面已经扭转,工作走向顺利的时候,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8月1日、3日在政治局的讲话记录,十分恼怒,于是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说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共产国际在10月发出了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说是“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这就是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样,六届三中全会就被放到了调和主义的地位,周恩来、瞿秋臼遭到了责难,正确变成了错误。在中共中央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王明这个投机分子、野心家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的精神,写了《两条路线底斗争》的小册子,形成宗派来反对中央,使党内十分紊乱,在臼色恐怖环境中处于极危险的境地。毛泽东后来说: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人同王明合作,批评中国较正确的两位领导同志,说他们是对立三冒险派的调和主义,硬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要把王明等人扶上台,使中共中央置于共产国际的绝对控制之下。为了改组中国党的领导,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曼努意斯基提出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并派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国党的内部事务。
  周恩来、瞿秋白开始时曾进行申辩,说明三中全会是按共产国际的精神召开的。后来看到情况已发展到中央破产、党内分裂的痛心局面,他们从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出发,就不再辩解,接受国际决定,表示自己既已错误,应退出政治局,辞去中央职务,希望过去曾反对过立三错误的各方面的人团结一起,来执行国际路线。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离不开周恩来,他在党内的威信使他们不便抛开周恩来,他的辞职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1931年1月7日,米夫主持下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周恩来、瞿秋白被置于“被告”席上,事实上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但为了党的统一,使大家认识在党内斗争中清除派别观念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仍然坦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困难时期,现在要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如果说“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者,或是指导机关主要负责同志,便是立三派,拿他们当派别看待,说他们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我们也是要反对的”。他尽量保护干部,维持党的元气。
  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接着就向各根据地派出“钦差大臣”,中央向外派出一个人都要由米夫布置。在中共中央内部,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纠正了当时苏区存在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事方面,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
  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途择一个城市攻打。
  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2月4日至3月7日,红军打赣州,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自此以后,周恩来不顾临时中央的交代,一直主张毛泽东不应离开军事的领导,而且对他言听计从。3月30日,率红军东路军行动的毛泽东电告周恩来,提议南下攻打福建的漳州、泉州,打开局面。4月初,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批准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会后,周恩来留驻长汀,负责调动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10日,红军攻占龙岩。20日,攻占漳州,歼灭国民党守军张贞部约四个团,俘1600人,缴获大量物资。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没有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办事,使临时中央感到十分不满。4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信中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目前苏区极端重要的任务是“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和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5月20日.临时中央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虽然“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临时中央在信中要他们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不得不作出检讨,而在军事行动上仍听取毛泽东的意见。7月21日起,他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随红军行动。他和朱德、王稼祥不赞成中央局要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提议,建议以毛泽东为总政委。他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反对在后方的中央局要红军攻永丰城的意见,主张部队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争取群众,发展苏区、布置战场。造成更有利于与敌人决战的条件。这一争论,发展到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10月上句,召开宁都会议。会上,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领导成员打着临时中央指示的招牌,批评“前方同志表现在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提出以准备为中心的主张”。强调“要及时和无情的打击”这种“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周恩来等都受到了批评。集中受到批评的是毛泽东。他们还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红军采取集中兵方,击敌中路的方针,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敌1万亲人,胜利地打破了“围剿”。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从此,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诵、蔡廷锴、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而且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云顶娱乐游戏平台官网,  中央红军在长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显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枝,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云顶娱乐官方网站,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作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王稼祥是我党我军第一代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多次在党和红军面临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为确立毛泽东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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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留任前线指挥

博古 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合影

1925年10月至1930年1月,王稼祥在苏联学习。其间,他虽然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因为远离祖国,对国内革命斗争和党的发展实际缺乏深入了解,受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拥护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1930年2月,王稼祥回国,第二年3月,受中共中央派遣,王稼祥与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工作。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总书记应有党的代表大会产生选举产生,总书记应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但在党的历史上的有一位不是中央委员的党员成为了党的总书记,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就是博古。

王稼祥到苏区后,直接参与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他善于学习和观察,通过事实的比较与思考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在工作中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王震回忆,王稼祥到苏区不久在同他的一次交谈中说:我国不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走城市暴动的道路,而只能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博古(1907—1946), 原名秦邦宪, 江苏无锡人。1907 年6 月出生于浙江杭州,9 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自取别名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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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 年夏,秦邦宪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在校期间,博古阅读进步书刊, 议论时政, 向往革命, 思想活跃。1924 年,秦邦宪先后参加了中国孤星社和锡社,后被推选为和锡社执行委员兼社刊《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1925 年被选为苏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惨案发生后,秦邦宪抱病坚持参加苏州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不久,又积极参加无锡后援会的工作,发表演说,查禁仇货,并在《血泪潮》、《无锡评论》上发表《病榻琐记》、《论军事教育》、《五卅惨案中的无锡舆论界》等随笔和政论。1925 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10 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5 月回国。1931 年4 月至10 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 年9 月,年仅24 岁得博古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一直延续到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之后。

在毛泽东看来,根据地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

一、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和中央执委会成员顾顺章叛变,博古临危受命,成为党的“总负责人”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主题是批判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会议在讨论是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还是调离前方,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专做政府工作时,王稼祥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继续留任前方指挥军事。王稼祥把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攻打赣州的失利进行对比,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他说:“因此,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仍然应该留在前线,继续指挥红军作战。即将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与领导人。总之,我的意见是:大敌当前,不可易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1927 年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负责人。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惩处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他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 年4 月,顾顺章在武汉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密探发现,被捕后叛变,给党的地下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尽管打入国民党机要科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去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但由于我党地下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无法及时传达,党的机构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我党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

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坚定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

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中共中央可以接替担任总书记的合适的人选是王明。王明和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博古和王明关系密切,路线认识一致。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友谊。长征途中,王稼祥和毛泽东因伤病同坐担架,他们边行边谈。若干年后,王稼祥回忆说:“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王明在1931 年1 月7 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下,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 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湘江战役失利后,红军官兵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随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毛泽东力主改变红军主力北上计划,转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坚定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和主张开始逐步得到贯彻和采纳。

向忠发背叛后的1931 年6 月至9 月,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进入9 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周恩来赴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为躲避国内的恐怖环境,决定离开上海到苏联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周恩来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党的总书记。当时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要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总负责人”。

事实证明,如果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必须立即变换军事领导。于是,王稼祥对毛泽东说:“到了遵义要开会,要把他们‘轰’下来。”

临行前,王明作了两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其一是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1931 年10 月10 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临危受命,担任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之子回忆父亲》中记载: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 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

12月20日,军委纵队来到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在一片橘林中休息,王稼祥忧心忡忡地说:“博古、李德这样指挥下去,能行吗?”张闻天说:“我考虑再三,博古、李德再指挥部队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王稼祥紧接着说:“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这一谈话史称“橘林密谈”。随后,王稼祥将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彭德怀、聂荣臻等人,他们都表示支持。接着,王稼祥找刘伯承、彭德怀、杨尚昆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交换意见,他们纷纷表示赞成王稼祥的提议。同时毛泽东也同周恩来、朱德进行交流,并先后得到他们的支持。至此,遵义会议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其二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代:从1932年1 月1 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联络员人选特别重要, 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博古在报告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回避主观的错误和责任,只强调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和张闻天先后讲话,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毛泽东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逃跑主义。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方针路线,形势严峻而危急。

王明则为了脱离危险之地,跑到苏联去了。王明走前,特意叮嘱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实际上是只能听命于王明本人。这样就造就出了“教条总书记”博古。10 月21 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在这个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王稼祥站起来坚定表示,赞成和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强调“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提议把毛泽东增补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更好发挥他的作用。接着,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先后发言,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

二、职务是“负总责”、“总负责”还是“总书记”

遵义会议正确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遵义会议的召开,王稼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多次谈到“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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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传达共产国际指示,为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起了推动作用

博古 和叶剑英 合影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关于选举中央候补委员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把两次会议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党的文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有的把博古称为为党的“总负责”,有的称“负总责”有的称之为“ 党的总书记”。历史的实际情况是: 自1931 年6 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位,称之为“负总的责任”。据《博古之子回忆父亲》中博古儿子秦铁说“我倾向于‘负总责’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1937年6月,王稼祥去苏联治疗伤病。伤情好转后留在莫斯科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当年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和钦差大臣自居,对中共中央执行的方针政策无端指责,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甚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的地步。

1934 年1 月,在中共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从1931年10 月至此,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近2 年零3 个月。1935年1 月遵义会议时,博古还是党的总负责人,并且主持了遵义会议,并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了辩解。不久,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取代了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 人小组。

随着王明与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了意见。1938年7月初,在王稼祥离任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新到莫斯科接替他工作的任弼时。季米特洛夫对王稼祥和任弼时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

遵义会议后的1935 年2 月5 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当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主要文件、纪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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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博古的侄子秦福全回忆:1935 年2 月5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他告诉我:1935 年2 月5 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来到博古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将上午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常委分工并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决定委婉的转达给博古。博古坦然地说“好”,并说他已经感到大家对他有意见,他继续领导有困难。他立即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天让人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1]博古顾全大局,很配合地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张闻天成了党的“总负责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称洛浦为“总书记”。张闻天任“总书记”时,中央成立了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委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

1938年7月底,王稼祥回到延安。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以《国际指示报告》为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在同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王稼祥又一次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和确保行动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全会王明的错误受到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得以确立,全党的团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全会。

三、“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临时中央”

很多史料在提到博古和张闻天任党的“负总责”这一段历史的中央,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也只写中共中央。1932 年5月3 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2]张闻天和博古一样观点一样,认为中共中央不是“临时”的,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与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却说是“临时”的。尊重历史事实,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是代表的就是“中共中央”,也就是真实的“中共中央”。

四、卸任后的博古

1935 年2 月,将“负总责”的职位交给张闻天后,1935 年9 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博古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表示能接受。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需要指出的是,博古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支持了红军北上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后,开始时博古还对剥夺他权力有看法,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博古,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博古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 年1 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 年3 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2 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同志认真学习改造,开展自我批评。博古与张闻天等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自己曾经犯过的“左”倾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

1945 年6 月,秦帮宪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精通俄文, 这期间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

1946 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 月8 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 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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